几次过安检的经历

【明慧网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】二零二四年，我经常坐高铁车出门。在车站检票时，第一次被安检显示出特别身份，是当时我从候车室排队准备检票上车。一名警察走过来，先检查其他人身份证，之后都让人顺利过去，但到我身边时，就问：“你有违禁品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过去出门没有这样的事情，当时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，但立刻感觉这个警察是专冲我来的。后来和同修交流才知道，现在大法弟子出门，几乎“榜上有名”者，都有特别的被“安检”与翻包经历。

第二次出门，我心里有了些准备。到了高铁站，我在候车室等车。刚过一小会儿，有三名警察向我走来，看出来对我定位是十分精准的，因为出门是实名购票，我也必须带实名手机，所以走到哪儿，就被这样定位了。当时我心里“腾”的一下，常人情绪压不住了，火气就上来了，心想：“那么多贪官污吏、地痞流氓你们都不敢管，天天和法轮功较劲，算啥本事！”为了能看清楚警察面容，我赶紧从包里拿出近视镜戴上，随即满脸严肃，表情也严厉，对没走到跟前的警察大声喝道：“大老远我就看你们过来了，你们凭什么检查我？我连犯罪嫌疑人都不是，你们凭啥？我干坏事了吗？”此时三个警察在离我有两米处就停在那里，没敢上前。候车室的人都围过来看热闹。三名警察大概没想到我一声大喝围过来这么多人，显得比较尴尬。其中一名警察对我说：“姐，咱们去警务室吧？”我坚定地说：“不去！”说实在的，这三个警察并不恶，看得出来，他们只是为了完成所谓的工作任务。我看围观的人太多，就想给警察一个台阶下。我打开双肩背包的拉链示意一下，说：“看吧，啥也没有啊！”当时这三个警察还在原地没动，只是看了一眼。有一个小警察走过来说：“你回当地派出所查一查，是谁把你姓名报上去的。”

第三次出门，我刚过安检处，两名警察就在安检口等我了。我当时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表情显得愤怒，语气就不善了，说：“大厅这么多人，你凭啥就检查我？你是在践踏人权、侮辱我人格！”其中一名警察说：“我是随意检查。”我说：“上次你们也想检查我包，这次也是，凭啥啊？我干啥伤天害理坏事了？”警察说：“那咱们去警务室吧。”我说：“不去，你把电话借给我，我给你们领导打电话，我问问他，凭啥检查我包？”其中一名警察还真打通了电话。我接过电话说：“我坐车出门回家，他们翻我包，我是干啥坏事了吗？我连犯罪嫌疑人都不是，你们也没搜查证，还要我去警务室见你……”我不想让这帮小警察太为难，因为看得出来，这些小警察还是比较善良的，他们并不是真的想为难我，也是身不由己，所以我随即和善起来。临到候车室，我追过去对着一位小警察说：“你们执行的命令是错误的，你们要有独立思考能力。”那个小警察吓得直摆手，说：“我是机器人，没有思考能力。”

第四次出门，是我与儿子一起回北京的。我儿子那时二十岁了，他很支持我修炼大法，时常鼓励我精進，还常提醒我别看手机。出门前，我和孩子说：“可能会有警察翻我包，你怕不怕？要怕，咱们就分开走。”他说：“不怕。”我们俩到了候车室坐了好一会儿，儿子问我说：“警察也没来呀！”我说可能不来了吧。刚说完，就有两名警察向我们这边走来。一名警察停下来坐在我身边，我就和他搭话：“北京政治比哪儿都敏感吧，我到那边之后，当地派出所也有警察到我家拜访过我，他们不愧是首都大城市的警察，他们都很有素质，先是礼貌敲门，然后非常客气地问我，说让他们是進屋还是在外面说话，我让他们進屋说话。他们一开口就问我，说你是叫×××吗？你是炼法轮功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法轮功都是教人学好向善的。”他们问我来北京干嘛？我说：“送孩子上大学。”他们又问你家有设备吗？（指的是打印机）我说我平时照顾我妈，不经常来北京，现在才来的。他们就说：“姐，你别害怕，我们不想咋地你。”我说：“我不怕，我也没干啥坏事，怕啥啊！你看姐象坏人吗？”因为我当时知道他们可能在录音或录像，因为我看见他们胸前设备一闪一闪的。我看过同修们的交流文章，因为我们有肖像权，不经过对方允许而强制录像是违法的，因为当时我是想证实法、讲真相，所以没要求他们关闭设备。

我和候车室的警察讲完我在北京经历的这些，又讲了些真相后，我看他们都和善了许多，可是另一名警察还依然强势强为，执意要翻我包。我不同意翻包，就这样我和警察僵持了一会儿。此时周围也是围满了乘客。因为马上要上车了，儿子着急，就说：“妈，让他们看一下吧，要不上不去车了！”看儿子承受力很有限，没办法，我就打开斜挎包让警察看。没想到这个警察把内侧的拉链也给拉开，拿出里面的现金，要查钱。当时我一秒钟也没犹豫，立刻夺回现金，说：“你又凭啥拿我钱？”他说：“我看看钱上面有没有字。”我说：“有字，也不是我印的！”其实我应该说：“有字，也不违法！”因为当时有些着急，过后才明白了应该怎样说。我那么说，是承认往钱上印字是犯法了，是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是承认迫害啊！警察见我夺回他手里的钱，觉的很没面子，心有不甘，要动手再抢钱。这时另一个警察举手示意，那个警察也就停止再动手了。于是，我和儿子顺利坐上了火车。

第五次出门，我顺利安检，進入候车室之内也没来警察翻包。过检票口时，有两个警察在检票口里面等着我，他们只是看看我的身份证，并没有翻包。有个小警察说：“姐，你上次是不是和你儿子一起出门来的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！”我定睛一看，是上次听我给讲真相的警察。我说：“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你们别为难他们了！”小警察说：“你是好人，别人可不一定。”我还想继续讲真相，小警察笑着说：“别讲了，快上车吧，一会儿火车就来了。”

第六次出门，因为经历了前五次过安检的经历，我想找车站派出所领导讲真相。出门那天，我修炼状态并不是很好，头疼？但因为车票都买好了，也只能去车站外出了，并且也不想浪费这次出门的机会，以便给警察讲真相。于是，我找到几位熟悉的同修商量，要她们赔我去车站，一来帮我发正念，二来让能开车的同修在我走后把车子开回来。

我们来到火车站，一位姐姐同修陪我進入高铁站派出所，去找值班领导讲真相，另三位同修则在外面发正念。我们敲开派出所的房门，说要见领导。一位小警察便接待了我们。我先对接待我们的警察说，我说：我出门经常被为难，影响我出行，在没有出示搜查证情况下而非法被翻包，我知道只有犯罪嫌疑人、偷盗嫌疑人、暴力恐怖分子才能被搜查，而且在相关法律方面，警察必须得有法律授权啊，得有搜查证啊，这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识，对公权力来讲则是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。

这时只见他们的值班领导气势汹汹从楼上下来。这个领导个子很高，我得抬头看他。我直视看他，直视看他的眼睛，因为我读过师父讲过的这方面的法理，要直视恶人的眼睛。他语气有点阴沉的问我：“你是信啥的？”我当时想他大概检查了我的身份证，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。我说：“法轮功。”我接着说，我出门车站的警察老为难我，阻碍我出行，每次都翻包，他们也没出示搜查证。他说法轮功是邪教。我说我们也不干坏事啊！他说：谁说你们干坏事了？他转过头来问旁边同修姐姐：“她是你啥人啊？”同修姐姐说：“她是我妹妹。”这位领导伸出手示意我们出去，随后他也跟着出来。到了派出所门口，他就对姐姐同修说：“赶快带她走，你不带她走，我带她走！胆儿肥了，敢上这儿讲，还反天了！”然后他回头進门，门就“嘭”关上了。我当时反思自己，因为自己的修炼状态不好，有点强为，因为顾虑心、怕上不去车耽误时间心、怕被扣的心……我没想到值班领导的态度会这样，这么不让人说话。算了，不想了，因为马上要進站上车了。虽然讲真相不很成功，但在师父的慈悲护佑下，这次也是有惊无险。在進站前，我稳定一下情绪，不要受刚才事件影响，必须正念正行。

進入车站，安检过去后，我就察觉有两名警察跟着我。我非常自然地去了一趟卫生间，出来后去超市买水，那俩警察一直跟着我。我从超市出来后，便见两个警察笑嘻嘻问我：“听说你找我们领导啦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，你们没搜查证，随意翻包是违法的，我们学大法的到哪儿都做个好人，捡到手机、现金、存折，都给人送回去，坐公交车主动给老人让座，被汽车撞了不讹人，我有一个朋友是做保险的，亲耳听说一个检察官她开车把人撞了，那人拍了拍身上的土，说我是炼法轮功的，不讹人，那个检察官从此对法轮功态度改变了。”我又说：“信仰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，没有思想犯罪法律啊！”我继续说：“我十年前做服装生意，那时还没实行微信、支付宝，收了好几百元假币，我自己就留着，别人坑我，我不想再坑别人，我们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做好人，在警察看不见的地方也做好人。”警察听明白了我说的话，点点头，说：“我检查只是看你包里有没有法轮功资料。”我说：“有法轮功资料也不违法啊，我们传播的是真善忍，与人分享这个理念的美好，你信更好，不信我们也没有任何不好行为，不伤害人，也不危害社会，咋犯法啦？”其中一个警察问：“姐，那我还翻不翻你包啊？”我说你翻我包对你不好。他们微笑点点头。这时开始检票上车了，我和他们再见。我出检票口回头看那两个警察还在看我，其中一名警察伸出一只胳膊，向我点赞。我也回给他一个赞。

师尊说：“作为大法弟子，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，是最正的，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，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？”（《精進要旨二》〈大法坚不可摧〉）

我理解，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无论在任何一种环境下，尤其是面对针对我们的警察，因为他们直接参与迫害者，这时我们就要摆正好自己的角色，摆正基点你是正法者，还是被迫害者。助师正法者，需要去纠正一切不正的，这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，你是被动配合，还是反迫害，还是正念正行，去掉人心慈悲救度众生呢？

正法接近尾声，因为平时我并不精進，挺为自己的修炼状态着急。法是有标准的，修炼是严肃的，本质不改变，不去实修，关键时刻很容易被人心、人念、人情、欲望、怕心所左右，从而上旧势力的当，走旧势力安排的路，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。

今后我要珍惜所剩不多的师父留下给我们救度众生的宝贵时间，精進实修，完成使命，以报师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