酷刑、洗脑与精神摧残：成都刘应旭被迫害离世

【明慧网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九日】（通讯员四川消息）成都市法轮功学员刘应旭曾两次被非法劳教，共计三年，并被关押在洗脑班长达七个半月。在此期间，他遭受多种虐待：被迫睡在三四根铁条上、无法洗澡，被强迫从事掏粪、挖地、烧砖等繁重体力劳动；遭到殴打、辱骂，并被施以各种“魔鬼式”训练和体罚，如被迫用头顶墙棱、铁床棱等。多次给他身体造成严重损伤，加之长期骚扰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，最终导致他于二零二六年五月突发脑出血离世，年仅53岁。

刘应旭从初中到大学一直是优秀学生干部、三好学生、优秀大学生。他毕业于重庆工学院（二零零九年更名为重庆理工大学），后被分配到东方汽轮机厂担任助理工程师，并被评为东汽厂先进工作者。然而，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他因坚持信仰，东汽厂拒绝安排他的工作。

刘应旭自述从小体弱多病，曾因受伤导致脑震荡，学生时代患过肾炎、肝炎等疾病。一九九四年十一月（大学期间）开始修炼法轮功后，他的身体状况显著改善，精力充沛、体魄强健。然而，这一切在一九九九年后的多次迫害中被严重摧毁。

第一次被劳教迫害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后，德阳市“610”、绵竹市公安局一科（政保科）、东方汽轮机厂宣传部、党委、厂“610”等多次找刘应旭“谈话”、威胁，逼迫他写所谓“保证书”。

一九九九年十月，刘应旭赴北京上访，在宾馆被绑架，后被关押在北京崇文区看守所近四十天。约二月三日被东汽厂保卫处警察押回绵竹，再次被关押于看守所，后转至绵竹市拘留所。在看守所，他遭犯人羞辱（逼迫下跪、打耳光等）并被强迫奴役劳动（选猪毛、糊纸盒等）。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清晨，天气寒冷、雾大，他被拉到绵竹市体育场“公宣”，随后被非法劳教一年，次日送往绵阳新华劳教所。

在新华劳教所入所队，他每天被迫进行高强度“训练”和“学习”。训练强度大、伙食差，睡觉条件极其恶劣：四、五个人挤一张小铁床，床上几乎没有床板，只能睡在三、四根铁条上，硌得很疼，无法入睡。洗漱时间极短，根本无法洗澡，导致腹股沟溃烂。

他被逼迫挑粪、挖地，对一个平时不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来说极为痛苦。警察默许劳教人员折磨他，如在过年期间被迫用头顶墙棱、铁床棱，头上被顶出深深的凹槽；殴打、辱骂、体罚更是常态。“学习”则是强迫背诵“所规队纪”和观看诽谤法轮功的材料。

两三个月后，他被分配到大队，（机砖队——做砌墙火砖）劳动。他被分配到四中队，在那里他被安排推斗车、铲土石，因力气不足常常推不动，累得头上直冒热气，多次几乎晕倒。伙食极差，菜里有厚厚的泥沙，汤上只有星星点点的油。他常常在收工前饿得发晕。回到宿舍浑身疼痛，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。睡觉时疼得无法入睡，后来虽稍有缓解，但手上血泡反复，手臂无法伸直。

劳教期间，东汽厂单方面终止了与他的“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”，未支付任何补偿。

第二次被劳教迫害

二零零一年六月四日，刘应旭在办公室上班时，被三分局（保卫处）两名警察绑架，办公室和宿舍被抄。参与抄家的包括三分局国安科科长张学礼、绵竹市公安局国安科科长曾卫国等人。他被绑架到三分局，试图挣脱逃跑，被追上殴打，随后被非法关押于绵竹市看守所，最终以莫须有的“涉嫌参与德阳标语案件”被非法劳教两年。在看守所，他再次遭犯人羞辱、殴打，并被强迫奴役劳动。

二零零一年七月，他被送往新华劳教所。这次劳教所设立了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中队（6-2、6-3），表面上不再是强制劳动，而是“学习”和“训练”。

所谓“学习”就是强迫听、看诽谤法轮功的材料，要求坐小凳子“坐军姿”数小时，身体不能动，导致几乎所有人都长了坐疮，疮上生疮，裤子与肉粘在一起，上厕所痛苦难忍。不配合者被要求从早到晚站军姿，许多学员的腿肿成“大象腿”。

所谓“训练”则是随意加码的体罚：烈日下站军姿数小时、跑操数小时、反复上下蹲、俯卧撑等。刘应旭绝食抗议期间，被吸毒劳教拉着跑圈。

他被关押在6-3中队、5大队、6-2中队，绝食时被警察指使吸毒劳教用开口器、勺子、改刀撬口灌食。

因拒绝“转化”，他在二零零三年六月被加期十天左右。绵竹市公安局、德阳三分局原本准备将他送洗脑班继续迫害，但因父母强烈反对未能得逞。东汽厂仍拒绝恢复其工作。

被绑架到新津洗脑班

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晚，刘应旭在成都打工回家途中被国安绑架，头套黑袋、反铐，送往温江审讯基地。两天两夜中，他几乎未被允许睡觉，一直绝食绝水抗议。

十一月十七日，他被送往新津洗脑班（“成都法制教育中心”）。初到三楼314房间，被两名“陪教”监控。因绝食，他被转到二楼210房间。晚上十点半左右，六七名洗脑班人员对他实施暴力灌食，鼻子被弄出血，蛋清水、口水、鼻涕混在一起洒满全身。

包小牧等人威胁、欺骗、恐吓他和父母，甚至扬言若不“转化”可能被重判或“活摘器官”。国安人员威胁说：“还没用其它手段收拾你呢！”

汶川地震后，新津洗脑班房屋损坏，他于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一日被转至金牛洗脑班继续迫害。六月三十日，他找机会逃出，被非法拘禁长达七个半月。期间，他遭受恐吓、侮辱、暴力灌食，并出现疑似药物迫害导致的思想混乱。

二零零八年十月下旬，他再次被绑架拘留，被警察拳打脚踢，用铁链捆在死刑床上输液。绝食绝水21天后被迫释放。

亲人遭株连迫害

迫害开始后，当局对刘应旭亲属施压，导致未婚妻与他分手，亲人不敢接触。尤其是父母，被多次强迫到洗脑班“吃住”，被威逼利诱、欺骗洗脑。刘母甚至被逼给他下跪，要求他放弃信仰；父母被迫与他一起接受洗脑，精神几近崩溃。一次洗脑持续到凌晨一点，母亲情绪激动到以“跳楼”相威胁。洗脑班甚至威胁：刘应旭不吃饭，就不准父母回家。

父母的痛苦成为对刘应旭最沉重的折磨。

长期骚扰与最终离世

被东汽厂拒绝安排工作后，刘应旭只能在成都打工，但工作屡因绑架、骚扰而中断。警察多次电话骚扰，甚至给他单位领导施压。他在火车站多次遭过度搜查，被带到小黑屋盘问，甚至被当地警察追踪到酒店询问私人信息。

在邛崃工作期间，当地警察索要其住址、房东电话，并给单位领导施压。他发现单位门卫暗中给他拍照；其出租房外一排树被莫名砍掉，使其住所完全暴露在摄像头下。

多次关押迫害已使他身体受损，加上长期骚扰带来的精神压力，他于二零二六年四月身体不适住院，稍有缓解后，于五月突发脑出血，抢救无效离世。